1972年2月，我病稍好，出院回监。那时，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又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。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，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。到干校后，管理制度未变，生活却有所改善。这里有一个天井，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。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，有点余地可以走动。此外.这里是楼房，设有卫生间，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，日子好过多了。彭总、谭政就住在我隔壁，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。班禅后来告诉我，他住得也离我不远。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，万里则已经出狱，解除监护了。这是个好消息。

  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。一年可以见两次，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，经批准见面。探视办法是:日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，，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，在会议室等候。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。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，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，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。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来的，但也记不太清楚了。大女儿已经结了婚，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，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。小孩刚出生不久，包在小被里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。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，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，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一个方面，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。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，而且接触面也小，一厂解情况不多。

  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。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，然后我再回监护所。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，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。我从谈线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已死亡，她无意中得知此事，半信半疑，乃写信给周总理，说我长女要结婚，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。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，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，令我写信给山西。这样我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的消息，而家属也得知我并未死亡。到此时能见面探视，我心里自是更为安定。

  只是还得写检讨，实在没得写，也得东拉西扯地敷衍一下。好在专案组如今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事，对我这样的做法并不苛求。审讯者曾逼我揭发、彭真、等同志的问题，我都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，不作违心之言。他们了解我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严厉批评，想利用矛盾让我揭发他口我说:我和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，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。我不知道、也不认为刘有叛党的行为，不能瞎说。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，更算不个事;别的我都不知道。在三军团当政委，是我的上级领导。我这人意见多，愿找他反映我的想法。他一贯尊重党中央、毛主席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。

  叛国后，他们也要我揭发、表态。我仍然实事求是地说;我过去对印象不错，觉得他很能打仗，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。这次，他叛党叛国出逃.自己否定了自己，用不着我说什么了。

  到了1973--1974年间，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，问也不大问了。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，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。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，仍是不通消息。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，屏后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，想来彭总亦必如此。彭总因癌症逝世，我虽同在一个医院，竟完全不知情。后来才得知此事，又听说他死时，因癌症巨痛，把被头都咬烂了。一代英雄，如此萧然辞世l虽说死生是常事，苦乐也是常情，但彭德怀这样死，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。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，长与故人生死别矣。

  1974-1975年，周总理病了，病情逐渐加重。“”制造混乱，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，忧心忡忡，到处奔忙。心力交瘁。“”幸灾乐祸，以为总理病重，他们能够取而代之，没想到毛主席选择了来接替总理，特别提出:小平同志“人才难得，政治思想强”九个字的评语，在干部中进行传达。除“”及其死党外，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。

  1975年1月，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，尿道完全堵塞，疼得满地打滚。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，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。我只得写信给家属，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，小平马上批示下来，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。住院一个时期后，病情逐渐好转。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，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，如果不行，也望能保外就医。

  到这年夏天，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，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，我签字后，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。

  因我仍有不同意见，反复争论，拖了很久。后来我的老伴极力劝我，说: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，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，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。我勉强同意签了字。王组长如释重负，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。他宣布: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，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。我出了医院，在招待所住了几天，就又回山西去了。

  1975年秋，我刚到太原时，省委还有让我参加工作之意，说是先住几天宾馆，等安排好住房，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。但不几天就变了，说我身体不好，还需休养，市内不宜居住，要我搬到晋祠去。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，最适于疗养。这其实就是不让我参加工作，我明白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，当然服从决定。

  原来此时情况.又发生了变化。自从代替总理执政以后，全国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。他大刀阔斧地抓工作，各条战线都慢慢的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。形势对“”一伙十分不利。于是他们极力攻击小平同志，利用主席在听人读《水浒传》时说过的一些话，把“投降派”的帽子扣到头上，说他向党内“走资派”投降，像宋江驾空晃盖一样，驾空了毛主席，等等……

  主席批宋江的话曾在一些范围内传达。接着就开展了所谓“批邓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运动。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。主席指定为代总理，这时，我虽在野，但已撤消监护，有不少人来看我，既有老同志，也有年轻人，使我能听到很多消息和情况。对时局比以前明白得多。

  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病逝，举国痛悼。送葬之日广大群众表示了深切的悲痛。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清明节，各方群众自发地来到广场，追悼周总理。人们登上纪念碑，朗诵诗歌，发表讲演。一面追悼周.急理，一面揭露“”，也表现出对毛主席任用“”的不满，同时表达了对的拥护和期望。人心向背，极为分明。刚过清明节，“‘”便连夜遣人驱散守护在场的群众，并撤除了全部花圈、挽联、悼词、诗歌。我虽僻处晋祠，也能不断地听到消息。我既为群众的觉悟感到高兴，也为毛主席、为党的过失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忧虑、而难过。毛主席一辈子讲联系实际、联系群众，现在在这事上却如此失了民心，实在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。

  1976年是一个不幸的年头，继总理逝世后，朱总司令于7月6日也去世了。朱总司令是我党建军的元勋。他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身体一向健康，我曾以为他必定能活过百岁。不想他甚至未能度过1976年。

  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一代伟人，从此与世长辞。他去世前决定;由做他的接班人。“”的野心又一次被主席所打破。主席晚年日子并不好过。他自己说:他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。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，建立新中国，这已经胜利地完成了。另一件就是发动，这件事还没办完，结果如何，尚未可知。

  毛上席发动的这场“”成了我党我国的大灾难。50年代后期他虽然也犯了错误，但还能够在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努力下较快地匡救过来。但这一次毛主席却力不从心了。过去群众运动搞过了头，还能够调整方向、克服困难，主要是依靠我们的强大的党组织。而“”却恰恰破坏、摧毁了我们党的组织力里。“”一伙败事有余，成事不足，根本不能依靠。毛主席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矛盾之中。

  毛主席去世，我深深地感到难过。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，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。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，他为创立中国和人民的军队，为建立社会主.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他成功了，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。全民爱戴的英雄。

  不幸的是，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，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。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，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。而主席已建立的功绩，则是无人可代替的。何况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，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。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找们理解起来很难，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在理论上深入浅出，对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有极其重大的意义。的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、我国的宝贵财富。当然，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。毛已发挥了他的巨大作用，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。对新的时代、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，我们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和解决。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、作用和他的思想、著作，应有公正的评价，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，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。

  毛主席去世以后，中央在叶帅等老同志的主持下，与等议定采取紧急措施，一举逮捕了“”，一时人心大快。“”为祸十年，终于走到了末路。

  1978年12月，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。我可算是十分幸运，居然历尽劫难，看到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。